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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城市的侧重点之所以有所不同,与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及运作逻辑有关。
以上海为例。从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产值来看,上海约在3821亿元左右,领先北京和深圳的2270亿元、2488亿元,资本优势较为明显。
但上海的劣势也同样明显——没有站稳头部的大模型企业。
今年WAIC(世界人工智能大会)举行期间,国家标准委指导的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宣布,我国首个大模型标准化专题组组长,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阿里、科大讯飞、360、华为、中国移动研究院等企业联合担任,被视作成功入局「大模型国家队」。
![竞逐「模都」,中国城市卷疯了](http://www.zhidnet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8/Fh-o74-rhAySRP5Gx6bZtIfyOC7s.png)
但仔细观察这份名单不难发现,北京有百度、360、中国移动研究院3家企业,深圳有华为,杭州有阿里,合肥有科大讯飞,而上海仅有新型研发机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入围,并未出现大模型企业的身影。
之所以呈现出「强资本,弱企业」的态势,主要是因为上海位于产业链中游,在人工智能芯片、机器学习等领域成果显著,但下游应用相对弱势,这也决定了上海相关产业政策的底色,结合民间资本与研究院所发挥动能。
反观下游相对强势的深圳,则在6年时间内实现了对北京的反超,夺下了人工智能「密度」第一城的桂冠。
2016年,北京、深圳、上海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分别为3.98万家、3.61万家、2.65万家,北京勇夺榜首。
而到了2023年,凭借着凭借4.26万家企业的增量,深圳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达到6.38万家,一举超过北京(4.78万家)。
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,和华为、腾讯等人工智能产业细分领域龙头,是深圳反超北京的王牌,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应用场景,更为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市场份额。这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态势,是企业落地深圳的主要原因。
除了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勇立人工智能浪潮一线的城市外,其他新势力城市争做「模都」也有不小的野心。
比如,西安、合肥、杭州等新势力不断出台政策,根据自身特点布局新兴赛道。而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城市,如河北、郑州,则是通过投入建设和运行算力中心,构筑大模型时代的算力底座。
据「硅基研究室」不完全统计,仅七八月份就有河北、济南、北京、武汉、福建、南京、上海、郑州9个城市投建、落成算力中心。
挑战与机遇并存
各大城市下注大模型企业,竞逐「模都」,原因也并不难理解。显然是看重的是它们所带来的百亿甚至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,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以及国际影响力。
根据艾媒咨询数据,2020年,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为1500亿元,预计在2025年将达到4000亿元,衍生产业更是达到万亿级别。
![竞逐「模都」,中国城市卷疯了](http://www.zhidnet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8/FjQ3HLXxakgm3f39HvPtvyd01T8Z.png)
除了万亿产业规模涌现的机遇外,AI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样也能拉动当地经济与社会环境的改善。
如曾经阿里的「淘宝村」,「风投之都」合肥在新能源产业竞逐中带来的人口流入,AI与大模型技术也同样起到类似的作用。
以人工智能背后的「老师」——数据标注产业为例,百度等科技企业已陆续在山东、山西与海口等地建立了数据标注基地,带动当地就业环境的改善。
而站在更远的角度,在各地政府的托举和企业自身的努力下,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得以站稳世界第一梯队,「百模大战」正是其创造力和活力的体现。
当然,在机遇之下,挑战也依旧存在。
一方面,随着产业形成规模,影响力逐步扩大,各地对大模型相关技术的监管将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近半年来,包括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数据安全法》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法律一起铸成了大模型时代的第一道门槛,或许不在不远的未来,更具体的分类分级细则也会出现。
另一方面,大模型发展尚处初期,包括数据规模、数据质量、训练难度等在算力、数据与算法层的问题,也同样掣肘大模型产业化的进度。
当然,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。眼下来看,这场「模都」之战也尚在早期,竞争的背后,如何在政策、资金与制度上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化落地,在监管与创新间寻求平衡之道,才是各地政府的长远课题。
参考资料:
城市进化论:“模都”之战打响,又一个城市洗牌机会?
城市进化论:风口竞逐,谁能晋级AI之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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